莫斯科歷險
在莫斯科，我曾有過險些被葉利欽警衛隊拘審的經歷。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有點兒後怕，萬一鬧出點兒“國際麻煩”來，那可不是逗你玩兒的。不過當時我還真是覺得有點兒好玩兒，像是在電影或電視劇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挺英雄的。
出事的頭天晚上，我們在歐龍旅館用過晚餐以後，中國出版代表團的秘書長宣布：明天是我們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後一天，團里不做統一安排，可以自由活動。但是必須在下午4點30分以前趕回旅館吃晚飯，然後退宿去機場乘中國國際班機回國。
我們是9月1日赴莫斯科參加國際圖書博覽會的。博覽會結束後，團里安排我們訪問了莫斯科的幾家出版社，遊覽了紅場、克里姆林宮、勝利廣場、二戰紀念館、阿爾巴特街、普希金博物館、托爾斯泰故居等名勝，還看了一場莫斯科大馬戲團的表演和莫斯科大戲院的著名芭蕾舞劇《吉賽爾》。14日，我又在北京日報駐莫斯科記者朋友的陪同下，驅車遊覽了莫斯科市容和團里沒有安排的一些景點。這樣，我在莫斯科想看的東西基本上都看到了。但是，在境外的最後一天，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很珍貴的，因為我們的出國機會畢竟很少，即便是還有機會，可誰又願意重復去同一個國家呢？
那麼，如何安排這珍貴的一天呢？我們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興趣做了不同的安排。
記得14日那天我和我的記者朋友遊覽市容時，曾經沿莫斯科河兜了一圈兒。在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對面，有一條寬闊的大道，大道中間有一條寬約10米長滿了法國梧桐、樹下開着各色鮮花的林蔭路，左右兩側是高等級瀝青路面的機動車單行道。這條大道非常漂亮，行人極少，不時有高級轎車駛過，兩旁是豪華別墅和神秘的深宅大院。米黃色的院牆與大道平行延伸向遙遠，牆下整齊別緻的花壇里開放着五顏六色的花朵，牆頭上露出院內一排排油綠光亮的樹冠，不同風格的歐式院門更增添了這些宅院的古典氣韻。整條大道顯得秀麗典雅、肅穆寧靜而又神秘。當我們的車子駛過一座由兩幢米黃色相向而立的四廊柱洋房組成的院門時，記者朋友告訴我說，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電影制片廠。繼而又說，馬路對面就是葉利欽總統的官邸。當我轉身回望時，車子已經駛出了老遠。葉利欽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受關注的熱點人物之一，他的官邸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所以，當秘書長宣布明天自由活動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葉利欽的官邸。
15日清晨，我把去看葉利欽官邸的想法告訴團友時，竟沒有一個人感興趣，他們蓄積已久的願望是到跳蚤市場去購買正宗的俄羅斯披肩、望遠鏡和工藝品。無奈，我只好一人橫穿柯西金大街，再抄近路穿越一片密林，沿莫斯科河，循着昨天經過的路線直奔列寧山前的大道而去。因為時間還早，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我獨自穿行在陰森森的叢林中，緊張地分開交錯的藤蔓枝葉，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潮濕的嶺坡上走着，卻冷不丁有灰耗子一樣的松鼠從我頭頂上或腳下竄過，弄得我時不時倒抽一口冷氣。我越是想快些走出密林，越是無端地生出些胡思亂想來。想起了傳說中窮困潦倒的劫匪，想起了攔截過客索要香煙的大兵，想起了遊盪在街頭巷尾糾纏不休的俄羅斯妓女……，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緊張。當我急匆匆翻過嶺坡轉上沿河路的時候，身上已經汗漬漬的了。
太陽偏上肩膀的時候，莫斯科河上波光粼粼，遊船在河面上輕盪，清風搖曳着河岸上的花草，對岸圓形的列寧體育館在陽光下熠熠發光，顯得格外雄偉壯觀。此時，誰還會把這幽靜秀美的環境與俄羅斯那不穩定的政局和萎縮凋零的經濟聯系在一起呢？
9點15分，我從莫斯科河右側沿河路轉上了通向列寧山的大道，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和葉利欽的總統官邸就坐落在這條大道的中段上。
我通過拐彎處的斑馬線，進入大道中間的林蔭路，看兩側米黃色的高牆，看高牆內探出頭來的樹梢，看牆角下精緻的花壇，看腳下不忍心踩下去的鮮花嫩草，一種無限優雅的愜意感油然而生。
大約在10時20分左右，我終於找到了那座定位性的建築——莫斯科電影制片廠。我趕緊扭過身來向左看，果然在長長的米黃色圍牆中間凸現出一座簡潔、莊重、顯示着高貴與權力的用花崗岩砌築的院門，兩側是同樣材料同樣風格的拱型便門。不用說，這就是葉利欽的官邸了。
我站在中間林蔭路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樹下，先向電影制片廠院內張望，這個名聞遐邇的大廠，現在顯得十分荒涼寂寞，院子里綠樹森森，鮮花散亂，高草沒膝，看得出已經有些時日沒有人修整了。院門內有一座藍色的尖頂小洋房，牆壁上已有幾塊斑駁脫落的瘡疤，門前落下的攔車竿已經生了褐色的鐵銹。據說這個當年與好萊塢齊名的電影制片廠，現在已經賣給了私人，分化成7個電影制片公司。每個公司都是一個家庭作坊，再也拍不出什麼像樣的片子來了。
為了記住這個已經失去了當日輝煌的電影制片廠，我拍下了它的外景。然後，我回過身來再看葉利欽的官邸，它卻生機勃勃。圍牆頂端一條塗了鉑金的裝飾線在艷陽下闪爍着耀眼的光芒。油綠油綠的樹梢上不時傳出陣陣悅耳的鳥鳴。棉延伸展的圍牆上，每隔幾米便有一尊雕塑和精美的罩燈，形成一道古老的歐洲風景。然而，大門卻是緊閉着，無一人出進，靜悄悄的，睡着了一般。我前後左右掃描了一陣子，見幾十米以內無人來往，便躲在那棵梧桐樹的後面，端起了相機，迅速地按下了快門。之後，我急忙離開這里大步向前走去，一邊將相機塞進別在腰帶上的皮套中去。我知道總統府大概是不准拍照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外國人。果不然，在我剛剛走出10幾步遠的時候，總統官邸的便門開了，從里面走出一個全副武裝的大兵，急匆匆地向我追來。我這才意識到肯定是被無處不在的監視器發現了，便偷偷把別在腰帶上的相機移到了腰後，並加快了腳步。當然我不能快跑，那就更加可疑了。說時遲那時快，大兵已經追到了我的身邊。他沖到我的面前，伸開雙臂攔住了我的去路。我被迫停下來，用疑問的眼光盯着他，裝作莫名其妙地樣子問道：“你要干什麼？”
大兵是個年輕人，穿着一身迷彩戎裝，手里拎着一支沖鋒槍，一臉的蠻橫。他一邊伊哩哇啦地說着俄語，一邊用雙手做了一個按動相機快門的動作。我心里明白，他是在示意讓我交出相機。我當然不能交出去，且不說這些膠片都很珍貴，更主要的是怕他拿到偷拍的證據，把我當外國間諜處理。於是，我學着外國人的樣子，聳聳肩，攤開雙手，連連搖頭，表示沒有那東西。他當然不信，示意我解開衣服。我按他的要求做了，胸前什麼都沒有。可是我的心卻在蹦蹦直跳，恐怕他搜身。好在他沒有動手，只是站在我面前伊哩哇啦地直叫。我裝得泰然自若，連連搖頭。他叫了半天，比劃了半天，我也跟着搖了半天頭。無奈，他從腰間掏出對講機，喊了幾句什麼。不一會兒，又有一個大兵從總統府里跑過來，又是一陣比劃。我只是裝傻，一個勁地搖頭。先前那個大兵示意他在這里看着我，他自己跑到總統府門口，操起對講機講了一陣子。少時，一輛警車呼嘯着從遠處疾馳而來。車上跳下兩個荷槍實彈的大兵，一齊擁到我的身邊。經過了前一段時間的周旋對應，這時我反而倒鎮靜了。一個軍官模樣的中年軍人又開始比劃着向我要照相機，我仍然是如法炮制，攤開手，搖着頭，一邊將衣袋翻過來，證明我身上沒有他們要的那東西。那軍官不信，依然顽固地比劃着，喊叫着。這時我想起了一個傳說，據說俄羅斯士兵很窮，在大多數場合下只要給他們塞一些美元就什事都沒有了。於是，我從上衣兜里掏出了20美元遞給他。他搖頭擺手，拒絕了。看來這傳說並不十分可靠，抑或是總統衛隊管束的特別嚴些，還是因為在場的不只是他一個人？
見他們只是要相機，並不搜身，又無其他動作，我心里稍稍有了些底，開始試着反守為攻。我故意提高了嗓門兒，用漢語向他們表示抗議，並指着手表示意我要趕飛機，沒有時間與他們糾纏，讓他們對一切後果負責。這樣僵持了近10分鐘，我感到再拖下去可能會對我不利，必須盡快想辦法脫身。我想起中國駐俄使館就在附近，他們可能會幫助我。於是我從衣袋里拿出了我的因公護照和博覽會主辦單位的邀請檔案交給那個軍官，並理直氣壯地嚷嚷着要見他們的更高長官。那個軍官聽不懂我的話，但見我氣勢洶洶的樣子也有點兒摸不着頭腦了，便軟了下來，拿過我的護照和檔案看了又看，不知是看不懂中英文還是想從中找出點兒破綻。他猶豫了片刻，突然跋腿跑向警車，拉開車門，探頭向里說了幾句什麼，然後直起身來用對講機講話。看那謙恭的樣子，大概是在向上級請示吧。
這時我的內心活動十分復雜：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處在只有在電影和電視劇中才會有的境地，面對面地與外國特警人員斗智斗勇，真實地過了一把癮。同時又感到真的是不妙了。假如他的上司批准拘審我，那可就是國際麻煩了，不但不能按時回國，恐怕還要經過外交程式了。再一想，真的被拘審了也好，只要有中文翻譯，我就可以說清楚了，大不了交出膠卷，由中國大使館領回去，再後就是回國挨批評寫檢查，總不至於因為在路上無意中拍了一張照片而把我怎麼樣吧。
我正這樣想着，那個軍官回來了。他手里還拿着我的護照和檔案，但臉上的表情卻不像是很嚴重的樣子。他走近我，在距離兩步遠的時候停住了。我正忐忑不安，他突然舉手向我行了個軍禮，然後將護照和檔案還給我，笑着擠出兩個生硬的漢字：“中國”。揮揮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一颗懸着的心落了地。我善意地也帶點輕蔑地向他點點頭，驕傲地揣好護照和檔案，挺直了腰板兒，向前走去，儼然是一個勝利凱旋的地下工作者，挺英雄的。
那天，我的情緒極好，是因為僥幸避免了一場國際麻煩，還是因為保住了那卷珍貴的膠片，抑或是因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讓我感到了驕傲？
出事的頭天晚上，我們在歐龍旅館用過晚餐以後，中國出版代表團的秘書長宣布：明天是我們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後一天，團里不做統一安排，可以自由活動。但是必須在下午4點30分以前趕回旅館吃晚飯，然後退宿去機場乘中國國際班機回國。
我們是9月1日赴莫斯科參加國際圖書博覽會的。博覽會結束後，團里安排我們訪問了莫斯科的幾家出版社，遊覽了紅場、克里姆林宮、勝利廣場、二戰紀念館、阿爾巴特街、普希金博物館、托爾斯泰故居等名勝，還看了一場莫斯科大馬戲團的表演和莫斯科大戲院的著名芭蕾舞劇《吉賽爾》。14日，我又在北京日報駐莫斯科記者朋友的陪同下，驅車遊覽了莫斯科市容和團里沒有安排的一些景點。這樣，我在莫斯科想看的東西基本上都看到了。但是，在境外的最後一天，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很珍貴的，因為我們的出國機會畢竟很少，即便是還有機會，可誰又願意重復去同一個國家呢？
那麼，如何安排這珍貴的一天呢？我們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興趣做了不同的安排。
記得14日那天我和我的記者朋友遊覽市容時，曾經沿莫斯科河兜了一圈兒。在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對面，有一條寬闊的大道，大道中間有一條寬約10米長滿了法國梧桐、樹下開着各色鮮花的林蔭路，左右兩側是高等級瀝青路面的機動車單行道。這條大道非常漂亮，行人極少，不時有高級轎車駛過，兩旁是豪華別墅和神秘的深宅大院。米黃色的院牆與大道平行延伸向遙遠，牆下整齊別緻的花壇里開放着五顏六色的花朵，牆頭上露出院內一排排油綠光亮的樹冠，不同風格的歐式院門更增添了這些宅院的古典氣韻。整條大道顯得秀麗典雅、肅穆寧靜而又神秘。當我們的車子駛過一座由兩幢米黃色相向而立的四廊柱洋房組成的院門時，記者朋友告訴我說，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電影制片廠。繼而又說，馬路對面就是葉利欽總統的官邸。當我轉身回望時，車子已經駛出了老遠。葉利欽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受關注的熱點人物之一，他的官邸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所以，當秘書長宣布明天自由活動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葉利欽的官邸。
15日清晨，我把去看葉利欽官邸的想法告訴團友時，竟沒有一個人感興趣，他們蓄積已久的願望是到跳蚤市場去購買正宗的俄羅斯披肩、望遠鏡和工藝品。無奈，我只好一人橫穿柯西金大街，再抄近路穿越一片密林，沿莫斯科河，循着昨天經過的路線直奔列寧山前的大道而去。因為時間還早，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我獨自穿行在陰森森的叢林中，緊張地分開交錯的藤蔓枝葉，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潮濕的嶺坡上走着，卻冷不丁有灰耗子一樣的松鼠從我頭頂上或腳下竄過，弄得我時不時倒抽一口冷氣。我越是想快些走出密林，越是無端地生出些胡思亂想來。想起了傳說中窮困潦倒的劫匪，想起了攔截過客索要香煙的大兵，想起了遊盪在街頭巷尾糾纏不休的俄羅斯妓女……，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緊張。當我急匆匆翻過嶺坡轉上沿河路的時候，身上已經汗漬漬的了。
太陽偏上肩膀的時候，莫斯科河上波光粼粼，遊船在河面上輕盪，清風搖曳着河岸上的花草，對岸圓形的列寧體育館在陽光下熠熠發光，顯得格外雄偉壯觀。此時，誰還會把這幽靜秀美的環境與俄羅斯那不穩定的政局和萎縮凋零的經濟聯系在一起呢？
9點15分，我從莫斯科河右側沿河路轉上了通向列寧山的大道，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和葉利欽的總統官邸就坐落在這條大道的中段上。
我通過拐彎處的斑馬線，進入大道中間的林蔭路，看兩側米黃色的高牆，看高牆內探出頭來的樹梢，看牆角下精緻的花壇，看腳下不忍心踩下去的鮮花嫩草，一種無限優雅的愜意感油然而生。
大約在10時20分左右，我終於找到了那座定位性的建築——莫斯科電影制片廠。我趕緊扭過身來向左看，果然在長長的米黃色圍牆中間凸現出一座簡潔、莊重、顯示着高貴與權力的用花崗岩砌築的院門，兩側是同樣材料同樣風格的拱型便門。不用說，這就是葉利欽的官邸了。
我站在中間林蔭路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樹下，先向電影制片廠院內張望，這個名聞遐邇的大廠，現在顯得十分荒涼寂寞，院子里綠樹森森，鮮花散亂，高草沒膝，看得出已經有些時日沒有人修整了。院門內有一座藍色的尖頂小洋房，牆壁上已有幾塊斑駁脫落的瘡疤，門前落下的攔車竿已經生了褐色的鐵銹。據說這個當年與好萊塢齊名的電影制片廠，現在已經賣給了私人，分化成7個電影制片公司。每個公司都是一個家庭作坊，再也拍不出什麼像樣的片子來了。
為了記住這個已經失去了當日輝煌的電影制片廠，我拍下了它的外景。然後，我回過身來再看葉利欽的官邸，它卻生機勃勃。圍牆頂端一條塗了鉑金的裝飾線在艷陽下闪爍着耀眼的光芒。油綠油綠的樹梢上不時傳出陣陣悅耳的鳥鳴。棉延伸展的圍牆上，每隔幾米便有一尊雕塑和精美的罩燈，形成一道古老的歐洲風景。然而，大門卻是緊閉着，無一人出進，靜悄悄的，睡着了一般。我前後左右掃描了一陣子，見幾十米以內無人來往，便躲在那棵梧桐樹的後面，端起了相機，迅速地按下了快門。之後，我急忙離開這里大步向前走去，一邊將相機塞進別在腰帶上的皮套中去。我知道總統府大概是不准拍照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外國人。果不然，在我剛剛走出10幾步遠的時候，總統官邸的便門開了，從里面走出一個全副武裝的大兵，急匆匆地向我追來。我這才意識到肯定是被無處不在的監視器發現了，便偷偷把別在腰帶上的相機移到了腰後，並加快了腳步。當然我不能快跑，那就更加可疑了。說時遲那時快，大兵已經追到了我的身邊。他沖到我的面前，伸開雙臂攔住了我的去路。我被迫停下來，用疑問的眼光盯着他，裝作莫名其妙地樣子問道：“你要干什麼？”
大兵是個年輕人，穿着一身迷彩戎裝，手里拎着一支沖鋒槍，一臉的蠻橫。他一邊伊哩哇啦地說着俄語，一邊用雙手做了一個按動相機快門的動作。我心里明白，他是在示意讓我交出相機。我當然不能交出去，且不說這些膠片都很珍貴，更主要的是怕他拿到偷拍的證據，把我當外國間諜處理。於是，我學着外國人的樣子，聳聳肩，攤開雙手，連連搖頭，表示沒有那東西。他當然不信，示意我解開衣服。我按他的要求做了，胸前什麼都沒有。可是我的心卻在蹦蹦直跳，恐怕他搜身。好在他沒有動手，只是站在我面前伊哩哇啦地直叫。我裝得泰然自若，連連搖頭。他叫了半天，比劃了半天，我也跟着搖了半天頭。無奈，他從腰間掏出對講機，喊了幾句什麼。不一會兒，又有一個大兵從總統府里跑過來，又是一陣比劃。我只是裝傻，一個勁地搖頭。先前那個大兵示意他在這里看着我，他自己跑到總統府門口，操起對講機講了一陣子。少時，一輛警車呼嘯着從遠處疾馳而來。車上跳下兩個荷槍實彈的大兵，一齊擁到我的身邊。經過了前一段時間的周旋對應，這時我反而倒鎮靜了。一個軍官模樣的中年軍人又開始比劃着向我要照相機，我仍然是如法炮制，攤開手，搖着頭，一邊將衣袋翻過來，證明我身上沒有他們要的那東西。那軍官不信，依然顽固地比劃着，喊叫着。這時我想起了一個傳說，據說俄羅斯士兵很窮，在大多數場合下只要給他們塞一些美元就什事都沒有了。於是，我從上衣兜里掏出了20美元遞給他。他搖頭擺手，拒絕了。看來這傳說並不十分可靠，抑或是總統衛隊管束的特別嚴些，還是因為在場的不只是他一個人？
見他們只是要相機，並不搜身，又無其他動作，我心里稍稍有了些底，開始試着反守為攻。我故意提高了嗓門兒，用漢語向他們表示抗議，並指着手表示意我要趕飛機，沒有時間與他們糾纏，讓他們對一切後果負責。這樣僵持了近10分鐘，我感到再拖下去可能會對我不利，必須盡快想辦法脫身。我想起中國駐俄使館就在附近，他們可能會幫助我。於是我從衣袋里拿出了我的因公護照和博覽會主辦單位的邀請檔案交給那個軍官，並理直氣壯地嚷嚷着要見他們的更高長官。那個軍官聽不懂我的話，但見我氣勢洶洶的樣子也有點兒摸不着頭腦了，便軟了下來，拿過我的護照和檔案看了又看，不知是看不懂中英文還是想從中找出點兒破綻。他猶豫了片刻，突然跋腿跑向警車，拉開車門，探頭向里說了幾句什麼，然後直起身來用對講機講話。看那謙恭的樣子，大概是在向上級請示吧。
這時我的內心活動十分復雜：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處在只有在電影和電視劇中才會有的境地，面對面地與外國特警人員斗智斗勇，真實地過了一把癮。同時又感到真的是不妙了。假如他的上司批准拘審我，那可就是國際麻煩了，不但不能按時回國，恐怕還要經過外交程式了。再一想，真的被拘審了也好，只要有中文翻譯，我就可以說清楚了，大不了交出膠卷，由中國大使館領回去，再後就是回國挨批評寫檢查，總不至於因為在路上無意中拍了一張照片而把我怎麼樣吧。
我正這樣想着，那個軍官回來了。他手里還拿着我的護照和檔案，但臉上的表情卻不像是很嚴重的樣子。他走近我，在距離兩步遠的時候停住了。我正忐忑不安，他突然舉手向我行了個軍禮，然後將護照和檔案還給我，笑着擠出兩個生硬的漢字：“中國”。揮揮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一颗懸着的心落了地。我善意地也帶點輕蔑地向他點點頭，驕傲地揣好護照和檔案，挺直了腰板兒，向前走去，儼然是一個勝利凱旋的地下工作者，挺英雄的。
那天，我的情緒極好，是因為僥幸避免了一場國際麻煩，還是因為保住了那卷珍貴的膠片，抑或是因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讓我感到了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