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歡樂颂》名垂千古 傳颂兩百多年影響世界
作者： 嚴寶瑜
“德國的莎士比亞”
2005年5月9日是德國文學巨匠席勒逝世200周年。席勒（1759—1805），出身醫學家庭，是和歌德齊名的德國啟蒙文學家。他被敬為“偉大的天才般的詩人”，“真善美”巨人，“德國的莎士比亞”。在他自己眼中，他則是“不臣服於任何王侯的世界公民”。
《歡樂颂》（AndieFreude）是席勒1785年夏天在萊比錫寫的，那時他創作的戲劇《強盜》和《陰謀與愛情》獲得巨大成功。恩格斯稱《強盜》是“歌颂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陰謀與愛情》則是“德國第一個具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然而，當時的席勒受到歐根公爵的迫害出逃在外，身無分文，負債累累，過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正在席勒走投無路的時候，萊比錫4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仰慕席勒的才華，寫信邀請他到萊比錫去，路費由他們承擔。席勒接到信後立即從曼海姆出發，不顧旅途困頓和身體虛弱，走了8天來到萊比錫，受到4位陌生朋友的熱情歡迎和無微不至的招待。《歡樂颂》就是在席勒感受了這種雪中送炭的溫暖後，以萬分感激的心情寫出來的。
歌颂人間歡樂 宣揚博愛理想
這首詩采用了當時流行的颂歌體。這種題材源自古希臘詩人品達，很早就被運用於德國詩人的創作中，一直到19世紀著名的颂歌詩人賀德林。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有名的颂歌體詩人是克洛普施篤克。此人一改啟蒙運動詩歌干癟說教的風格，寫的颂歌熱情洋溢，神聖崇高，深受當時青年人的喜愛。歌颂歡樂這個題材的詩，在席勒以前也有人寫過。德國的阿那克里翁詩派（也稱作洛克克）的哈格唐就寫過同名詩《歡樂颂》。但這兩首《歡樂颂》不一樣：哈格唐歌颂的是現世的快樂，席勒歌颂的則是從人間高尚的感情升華成一種與神為伍的歡樂。席勒《歡樂颂》的詩風受克洛普施篤克的影響，具有莊嚴崇高的韻律，而哈格唐的《歡樂颂》雖也帶着嚴肅的調子歌唱歡樂，但是詩中帶有諷刺和針砭。
席勒在他的《歡樂颂》中歌颂的歡樂，先是歌颂他受友誼感動後產生的具體歡樂，後來他把這種具體的歡樂人格化，使歡樂擁有了普遍性，進而引申出他對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追求，特別是對博愛的歌颂。“你溫柔的翅膀飛到哪里，哪里的人們都結成兄弟。”
席勒在他的《歡樂颂》里還反映了康德“星雲說”的自然觀和當時盛行的“泛神論”宗教觀。這些當時堪稱先進的思想在這首長詩中可以讀到。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樂章中，男高音領唱的原文歌詞中是：“像那恆星飛奔在那瑰麗的太空”，這透露出康德“星雲說”的宇宙觀，遺憾的是我國演唱的歌詞是“……好像那太陽/運行在那壯麗的天空上”。譯者疏忽了原文的dieSonnen是復數，一個太陽是太陽系的空間概念，多個太陽就是指擴大到銀河系的宇宙概念。
僅從第九交響曲的譯文 理解整個《歡樂颂》遠遠不夠
1959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在中國首演，《歡樂颂》由此廣為人知。貝多芬創作第九交響曲沖破過去的傳統，在第四樂章引進了人聲。他在這個作為終曲的樂章中采用席勒《歡樂颂》里的部分詩節作歌詞，譜寫了齊唱、合唱、四重唱和男高音獨唱（領唱）。這些聲樂曲和管弦樂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莊嚴崇高、雄偉瑰麗的交響樂章。1786年，《歡樂颂》在席勒自編的雜志《塔莉亞》上首次發表，感動了許多德國人。貝多芬當時l6歲，是否讀過此詩，尚不得而知。但有文獻表明，青年貝多芬在波恩時代曾聲稱要把《歡樂颂》全部詩節配上樂曲。但是，貝多芬在第九交響曲終曲的合唱樂章中僅僅采用席勒《歡樂颂》中的部分詩節。從詩的總體看，貝多芬挑選得十分精當。
雖然只有6段，但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概括全詩內涵的作用。但從樂章使用詩節的數量看，不到《歡樂颂》全詩的1/3。所以要通過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的歌詞來了解詩人席勒和他的《歡樂颂》遠遠不夠。
再有，對我國讀者來說，對《歡樂颂》的了解是通過中文翻譯得到的。但譯文與原文存在着差距，通過中文譯文來理解《歡樂颂》會大打折扣。我國演出第九交響曲終曲的合唱部分通常用的是歌曲翻譯家鄧易映的中文譯文。應該說，與原詩相比，這位翻譯家的譯文做到了精神上相符。譯文基本表達了原詩歌颂歡樂的本意和宣揚人類博愛理想的用意。中文譯文流暢自然，這是因為譯者將德文翻譯成中文時，盡量照顧到譯文符合中文韻律所系的四聲，努力做到使譯文的抑揚頓挫與所配旋律的起伏相一緻。問題是，譯者着力照顧到譯文的可唱性，犧牲了原詩生動具體的形象性、含義深刻的哲理和比興。特別是席勒寫此詩時那股奔放不羈的勁頭，在譯文已經難覓蹤跡。比如，原文是：“億萬生民，互相擁抱吧！/把這一吻送給全世界！”鄧譯成：“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
本文無意挑剔鄧易映同志譯文的瑕疵，她是一位有着豐富經驗的歌曲翻譯家，她譯過許多德國和其他國家的藝術歌曲，對介紹外國藝術歌曲作出了卓越貢獻。根據我自己的感受，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重要的是貝多芬的音樂。貝多芬的音樂固然受了席勒的激發，但從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的總體來看，席勒的詩句不過是貝多芬音樂的載體，鄧的譯文宜於演唱，譯文缺點也就無傷大雅。我之所以指出譯文上的問題，是想說明：只通過第九交響曲終曲的歌詞譯文來了解席勒《歡樂颂》是不夠的；要全面了解，必須把全文譯出來；說得理想一點，最好通過原文。
“德國的莎士比亞”
2005年5月9日是德國文學巨匠席勒逝世200周年。席勒（1759—1805），出身醫學家庭，是和歌德齊名的德國啟蒙文學家。他被敬為“偉大的天才般的詩人”，“真善美”巨人，“德國的莎士比亞”。在他自己眼中，他則是“不臣服於任何王侯的世界公民”。
《歡樂颂》（AndieFreude）是席勒1785年夏天在萊比錫寫的，那時他創作的戲劇《強盜》和《陰謀與愛情》獲得巨大成功。恩格斯稱《強盜》是“歌颂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陰謀與愛情》則是“德國第一個具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然而，當時的席勒受到歐根公爵的迫害出逃在外，身無分文，負債累累，過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正在席勒走投無路的時候，萊比錫4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仰慕席勒的才華，寫信邀請他到萊比錫去，路費由他們承擔。席勒接到信後立即從曼海姆出發，不顧旅途困頓和身體虛弱，走了8天來到萊比錫，受到4位陌生朋友的熱情歡迎和無微不至的招待。《歡樂颂》就是在席勒感受了這種雪中送炭的溫暖後，以萬分感激的心情寫出來的。
歌颂人間歡樂 宣揚博愛理想
這首詩采用了當時流行的颂歌體。這種題材源自古希臘詩人品達，很早就被運用於德國詩人的創作中，一直到19世紀著名的颂歌詩人賀德林。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有名的颂歌體詩人是克洛普施篤克。此人一改啟蒙運動詩歌干癟說教的風格，寫的颂歌熱情洋溢，神聖崇高，深受當時青年人的喜愛。歌颂歡樂這個題材的詩，在席勒以前也有人寫過。德國的阿那克里翁詩派（也稱作洛克克）的哈格唐就寫過同名詩《歡樂颂》。但這兩首《歡樂颂》不一樣：哈格唐歌颂的是現世的快樂，席勒歌颂的則是從人間高尚的感情升華成一種與神為伍的歡樂。席勒《歡樂颂》的詩風受克洛普施篤克的影響，具有莊嚴崇高的韻律，而哈格唐的《歡樂颂》雖也帶着嚴肅的調子歌唱歡樂，但是詩中帶有諷刺和針砭。
席勒在他的《歡樂颂》中歌颂的歡樂，先是歌颂他受友誼感動後產生的具體歡樂，後來他把這種具體的歡樂人格化，使歡樂擁有了普遍性，進而引申出他對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追求，特別是對博愛的歌颂。“你溫柔的翅膀飛到哪里，哪里的人們都結成兄弟。”
席勒在他的《歡樂颂》里還反映了康德“星雲說”的自然觀和當時盛行的“泛神論”宗教觀。這些當時堪稱先進的思想在這首長詩中可以讀到。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樂章中，男高音領唱的原文歌詞中是：“像那恆星飛奔在那瑰麗的太空”，這透露出康德“星雲說”的宇宙觀，遺憾的是我國演唱的歌詞是“……好像那太陽/運行在那壯麗的天空上”。譯者疏忽了原文的dieSonnen是復數，一個太陽是太陽系的空間概念，多個太陽就是指擴大到銀河系的宇宙概念。
僅從第九交響曲的譯文 理解整個《歡樂颂》遠遠不夠
1959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在中國首演，《歡樂颂》由此廣為人知。貝多芬創作第九交響曲沖破過去的傳統，在第四樂章引進了人聲。他在這個作為終曲的樂章中采用席勒《歡樂颂》里的部分詩節作歌詞，譜寫了齊唱、合唱、四重唱和男高音獨唱（領唱）。這些聲樂曲和管弦樂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莊嚴崇高、雄偉瑰麗的交響樂章。1786年，《歡樂颂》在席勒自編的雜志《塔莉亞》上首次發表，感動了許多德國人。貝多芬當時l6歲，是否讀過此詩，尚不得而知。但有文獻表明，青年貝多芬在波恩時代曾聲稱要把《歡樂颂》全部詩節配上樂曲。但是，貝多芬在第九交響曲終曲的合唱樂章中僅僅采用席勒《歡樂颂》中的部分詩節。從詩的總體看，貝多芬挑選得十分精當。
雖然只有6段，但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概括全詩內涵的作用。但從樂章使用詩節的數量看，不到《歡樂颂》全詩的1/3。所以要通過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的歌詞來了解詩人席勒和他的《歡樂颂》遠遠不夠。
再有，對我國讀者來說，對《歡樂颂》的了解是通過中文翻譯得到的。但譯文與原文存在着差距，通過中文譯文來理解《歡樂颂》會大打折扣。我國演出第九交響曲終曲的合唱部分通常用的是歌曲翻譯家鄧易映的中文譯文。應該說，與原詩相比，這位翻譯家的譯文做到了精神上相符。譯文基本表達了原詩歌颂歡樂的本意和宣揚人類博愛理想的用意。中文譯文流暢自然，這是因為譯者將德文翻譯成中文時，盡量照顧到譯文符合中文韻律所系的四聲，努力做到使譯文的抑揚頓挫與所配旋律的起伏相一緻。問題是，譯者着力照顧到譯文的可唱性，犧牲了原詩生動具體的形象性、含義深刻的哲理和比興。特別是席勒寫此詩時那股奔放不羈的勁頭，在譯文已經難覓蹤跡。比如，原文是：“億萬生民，互相擁抱吧！/把這一吻送給全世界！”鄧譯成：“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
本文無意挑剔鄧易映同志譯文的瑕疵，她是一位有着豐富經驗的歌曲翻譯家，她譯過許多德國和其他國家的藝術歌曲，對介紹外國藝術歌曲作出了卓越貢獻。根據我自己的感受，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重要的是貝多芬的音樂。貝多芬的音樂固然受了席勒的激發，但從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的總體來看，席勒的詩句不過是貝多芬音樂的載體，鄧的譯文宜於演唱，譯文缺點也就無傷大雅。我之所以指出譯文上的問題，是想說明：只通過第九交響曲終曲的歌詞譯文來了解席勒《歡樂颂》是不夠的；要全面了解，必須把全文譯出來；說得理想一點，最好通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