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人特別注重平等
作者:南北
平等是許多人追求的美好目標之一。我旅居丹麥多年，丹麥人的平等理念和當地的平等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樣一個人口只有539萬、面積僅4.3萬平方公里（不包括格陵蘭和法羅群島）、自然資源不多的國家，能成為世界富國，而且國內貧富差距很小，平等觀念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小培養平等觀念
平等是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的待遇。丹麥作為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2萬美元的發達國家，公民享有的平等程度位居全球前列。我常常聽丹麥人講起“葉特爾法則”。這是北歐人一種不成文的平等理念，其中心意思是：任何人不得自稱比別人好、聰明或者富有；同時，丹麥人也不認為他人會比自己更好、更聰明或更富有。基於這一法則，丹麥人非常討厭別人的傲慢和自夸。很多丹麥人在自我介紹時經常含糊地說出自己的名字，而且有意把自己的成就輕描淡寫，說很多自謙的話。在許多社交場合，我遇到的丹麥人大多不主動交換名片，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沒有名片。
許多丹麥老人不願意接受別人的讓座。我的女兒在哥本哈根上中學，經常乘坐公共汽車。有一次，她在車上先後給一位老太太和老頭兒讓座，都被謝絕了。為什麼呢？哥本哈根大學副教授歐利的夫人葉特解釋說：“恐怕有幾種原因。一是他不服老，所以不接受讓座；二是他覺得接受別人的讓座是搞特殊化，有損平等理念；三是他可能很快就要下車了。”
顯富被丹麥人視為不平等。我的朋友索恩是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館館長。他在丹麥、德國、台灣地區開了好幾家琥珀店，算得上丹麥的千萬富豪。可他待人接物很低調。索恩說：“我們丹麥人不能張揚自己有多少財富，因為別人會覺得你的財富來路不明。要知道，丹麥的稅收非常高，你顯富，別人就以為你逃了稅。”
一些丹麥大公司老板為了保持常人心態，主動將自己的財富捐贈給社會。聞名全球的嘉士伯啤酒公司出巨資擴建了丹麥國家歷史博物館，至今仍每年負責提供這家博物館的維修運營費。丹麥船運、石油公司馬士基集團捐款25億丹麥克朗修建了新落成的哥本哈根歌劇院。
丹麥人的平等意識是從小培養的。丹麥家長和學校從小就教育孩子們要平等待人，要幫助窮人和弱者，不要巴結強者。我女兒的學校有時組織她們上眼鏡店擦眼鏡，把掙來的錢捐贈柬埔寨的失學兒童。有時，他們會去幫助老人。這些都是必修課，要算學分的。丹麥的學校還教育學生，不管做什麼工作，每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之分。丹麥的男女平等在全球很出名。丹麥男女的退休年齡一樣。在哥本哈根街頭推童車的男人已經成為丹麥的一道風景線。
用稅收縮小貧富差距
許多人渴望平等，但也有人嘴里說着平等，實際上搞雙重標准，對他人講平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就希望有特權。“我們丹麥人也不例外，這是人之常情，”社會學家克里斯滕森對我說，“所以，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創建平等意識，保障最大程度地實現平等。”
丹麥人一直設法縮小地區、行業、級別、城鄉和貧富差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丹麥逐步出台了一些平衡地區發展的政策。至20世紀70年代，丹麥主要通過補償金制度對不同地區進行平衡。中央政府對地方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進行資助，對財政收入低的地區給予特殊資助。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丹麥中央政府將補償金制度調整為對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財政補貼撥款”。1984年，丹麥正式出台“地區補貼與均等化計劃”，通過建立地區平衡發展體系，努力縮小地方政府稅收與財政支出需求之間的差距，實現各地區福利服務水平的均衡發展。1995年，政府對該計劃進行調整，加大了對大城市弱勢群體的保護力度。
丹麥常用的一招就是用稅收減少差別。在這方面，丹麥可以說是“殺富濟貧”的典型。最高的稅收可達70%。丹麥人的私房要交兩種稅：房產稅和地產稅。索恩告訴我，他每年要交別墅的房產稅和地產稅15萬克朗（6克朗約合1美元）。有的中國人可能覺得這很不合理。但索恩說：“我倒不這麼認為。我有錢，政府當然要想法從我的口袋里掏點錢去搞社會福利。福利好了，不幸運的人能夠好好生活，社會治安就好，對我也有好處。”
丹麥對住宅離上班地點的遠近都有不同程度的減稅。丹麥規定，職工（包括私營公司工人）住宅離工作地點往返在24公里以上，每超過1公里，每個人每個工作日減稅1.6克朗。在丹麥一所大學醫院工作的吳紅博士對我說：“我最近在離辦公室30公里外的地方買了房子，往返60公里，減稅里程為36公里。一年的工作日約為200天，我每年就可減稅1萬多克朗。”
美國《新聞周刊》公布的一項最新調查表明，丹麥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今年5月，丹麥就業部、社會事務和平等部等部委聯合公布的報告稱，丹麥在西方國家中屬於貧富差別最小的國家。據統計，丹麥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僅為最貧困的1/5人口的3倍。丹麥現有22.5萬人年均收入低於7.5萬克朗，屬於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4.2%。貧困人口中有2/3是學生、自由職業者等處於短期貧困的群體。
公職人員擁有的特權很少
丹麥對公職人員采取許多限制特權的措施。丹麥首相和少數高官有官邸，離職當天就得從官邸搬出，政府也不再給他們配備警衛和司機。當我問一位大臣，他離職後，從坐汽車改為騎自行車，感覺如何？他說：“沒什麼不一樣，配司機是為了工作。我現在是平民，不需要司機了。”有一次，丹麥的一位大臣出席一個晚餐會，像其他人一樣排隊取食品後，他沒有找到座位，只好站着，自然地與大家聊天。事後，我問他的秘書尼爾斯：“為什麼你們不給大臣讓座呢？”尼爾斯驚愕地反問：“為什麼要給他讓座呢？這又不是什麼正式場合，大家都是客人，誰先到，誰就可以先坐。再說，如果你給他讓座，他會覺得不自在，因為他會覺得他在搞特殊化。”
丹麥對出差的公職人員同樣有許多保持平等的規矩。比如除了大臣以外，副大臣以下的公職人員出差一般住在四星級以下的普通單間；乘飛機出差時，飛行時間在5小時以內的，一般坐經濟艙；伙食補貼大家都一樣，比如丹麥政府規定，公職人員到北京出差，每天伙食補助費一律為400克朗。丹麥外交官離任回國帶汽車入境必須像普通人一樣納稅。這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規定不一樣。
要求在丹麥的外國人也要遵守平等原則
記者在丹麥公干，與丹麥外交部和國家警察局的官員打交道較多。有時國內來了高級訪問團過境，難免要找丹麥外交部，請對方給予一定的禮遇。丹麥外交部的官員態度不錯，但不會破例搞高規格接待。比如，丹麥外交部規定，外國元首正式來訪時才能在機場鋪紅地毯，其他高官訪丹不享有此禮遇。再如，外國外長以上高官正式訪丹，才能使用哥本哈根機場內的貴賓室，其他人一律像普通人一樣過邊防和安檢。有一次，要接待一個高級代表團過境時，我給哥本哈根警察局副局長穆勒發了份傳真，希望在代表團入境時，能由一人集中辦理入境手續。一小時後，穆勒親自給我回了電話，解釋了原因：“你知道外交部的規定，如果我破例，就是違規。”
丹麥的中國問題專家沃納副教授說：“丹麥人的平等意識和享有的平等水准較高，這主要得益於我們倡導平等觀念，建立人人享有平等的機制。一個享有特權的人在丹麥呆久了也會感到平等的好處。因為特權是無止境的，你有特權，別人可能擁有比你更多的特權。如果大家都平等，人人都會心態平和。”
平等是許多人追求的美好目標之一。我旅居丹麥多年，丹麥人的平等理念和當地的平等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樣一個人口只有539萬、面積僅4.3萬平方公里（不包括格陵蘭和法羅群島）、自然資源不多的國家，能成為世界富國，而且國內貧富差距很小，平等觀念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小培養平等觀念
平等是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的待遇。丹麥作為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2萬美元的發達國家，公民享有的平等程度位居全球前列。我常常聽丹麥人講起“葉特爾法則”。這是北歐人一種不成文的平等理念，其中心意思是：任何人不得自稱比別人好、聰明或者富有；同時，丹麥人也不認為他人會比自己更好、更聰明或更富有。基於這一法則，丹麥人非常討厭別人的傲慢和自夸。很多丹麥人在自我介紹時經常含糊地說出自己的名字，而且有意把自己的成就輕描淡寫，說很多自謙的話。在許多社交場合，我遇到的丹麥人大多不主動交換名片，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沒有名片。
許多丹麥老人不願意接受別人的讓座。我的女兒在哥本哈根上中學，經常乘坐公共汽車。有一次，她在車上先後給一位老太太和老頭兒讓座，都被謝絕了。為什麼呢？哥本哈根大學副教授歐利的夫人葉特解釋說：“恐怕有幾種原因。一是他不服老，所以不接受讓座；二是他覺得接受別人的讓座是搞特殊化，有損平等理念；三是他可能很快就要下車了。”
顯富被丹麥人視為不平等。我的朋友索恩是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館館長。他在丹麥、德國、台灣地區開了好幾家琥珀店，算得上丹麥的千萬富豪。可他待人接物很低調。索恩說：“我們丹麥人不能張揚自己有多少財富，因為別人會覺得你的財富來路不明。要知道，丹麥的稅收非常高，你顯富，別人就以為你逃了稅。”
一些丹麥大公司老板為了保持常人心態，主動將自己的財富捐贈給社會。聞名全球的嘉士伯啤酒公司出巨資擴建了丹麥國家歷史博物館，至今仍每年負責提供這家博物館的維修運營費。丹麥船運、石油公司馬士基集團捐款25億丹麥克朗修建了新落成的哥本哈根歌劇院。
丹麥人的平等意識是從小培養的。丹麥家長和學校從小就教育孩子們要平等待人，要幫助窮人和弱者，不要巴結強者。我女兒的學校有時組織她們上眼鏡店擦眼鏡，把掙來的錢捐贈柬埔寨的失學兒童。有時，他們會去幫助老人。這些都是必修課，要算學分的。丹麥的學校還教育學生，不管做什麼工作，每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之分。丹麥的男女平等在全球很出名。丹麥男女的退休年齡一樣。在哥本哈根街頭推童車的男人已經成為丹麥的一道風景線。
用稅收縮小貧富差距
許多人渴望平等，但也有人嘴里說着平等，實際上搞雙重標准，對他人講平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就希望有特權。“我們丹麥人也不例外，這是人之常情，”社會學家克里斯滕森對我說，“所以，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創建平等意識，保障最大程度地實現平等。”
丹麥人一直設法縮小地區、行業、級別、城鄉和貧富差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丹麥逐步出台了一些平衡地區發展的政策。至20世紀70年代，丹麥主要通過補償金制度對不同地區進行平衡。中央政府對地方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進行資助，對財政收入低的地區給予特殊資助。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丹麥中央政府將補償金制度調整為對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財政補貼撥款”。1984年，丹麥正式出台“地區補貼與均等化計劃”，通過建立地區平衡發展體系，努力縮小地方政府稅收與財政支出需求之間的差距，實現各地區福利服務水平的均衡發展。1995年，政府對該計劃進行調整，加大了對大城市弱勢群體的保護力度。
丹麥常用的一招就是用稅收減少差別。在這方面，丹麥可以說是“殺富濟貧”的典型。最高的稅收可達70%。丹麥人的私房要交兩種稅：房產稅和地產稅。索恩告訴我，他每年要交別墅的房產稅和地產稅15萬克朗（6克朗約合1美元）。有的中國人可能覺得這很不合理。但索恩說：“我倒不這麼認為。我有錢，政府當然要想法從我的口袋里掏點錢去搞社會福利。福利好了，不幸運的人能夠好好生活，社會治安就好，對我也有好處。”
丹麥對住宅離上班地點的遠近都有不同程度的減稅。丹麥規定，職工（包括私營公司工人）住宅離工作地點往返在24公里以上，每超過1公里，每個人每個工作日減稅1.6克朗。在丹麥一所大學醫院工作的吳紅博士對我說：“我最近在離辦公室30公里外的地方買了房子，往返60公里，減稅里程為36公里。一年的工作日約為200天，我每年就可減稅1萬多克朗。”
美國《新聞周刊》公布的一項最新調查表明，丹麥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今年5月，丹麥就業部、社會事務和平等部等部委聯合公布的報告稱，丹麥在西方國家中屬於貧富差別最小的國家。據統計，丹麥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僅為最貧困的1/5人口的3倍。丹麥現有22.5萬人年均收入低於7.5萬克朗，屬於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4.2%。貧困人口中有2/3是學生、自由職業者等處於短期貧困的群體。
公職人員擁有的特權很少
丹麥對公職人員采取許多限制特權的措施。丹麥首相和少數高官有官邸，離職當天就得從官邸搬出，政府也不再給他們配備警衛和司機。當我問一位大臣，他離職後，從坐汽車改為騎自行車，感覺如何？他說：“沒什麼不一樣，配司機是為了工作。我現在是平民，不需要司機了。”有一次，丹麥的一位大臣出席一個晚餐會，像其他人一樣排隊取食品後，他沒有找到座位，只好站着，自然地與大家聊天。事後，我問他的秘書尼爾斯：“為什麼你們不給大臣讓座呢？”尼爾斯驚愕地反問：“為什麼要給他讓座呢？這又不是什麼正式場合，大家都是客人，誰先到，誰就可以先坐。再說，如果你給他讓座，他會覺得不自在，因為他會覺得他在搞特殊化。”
丹麥對出差的公職人員同樣有許多保持平等的規矩。比如除了大臣以外，副大臣以下的公職人員出差一般住在四星級以下的普通單間；乘飛機出差時，飛行時間在5小時以內的，一般坐經濟艙；伙食補貼大家都一樣，比如丹麥政府規定，公職人員到北京出差，每天伙食補助費一律為400克朗。丹麥外交官離任回國帶汽車入境必須像普通人一樣納稅。這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規定不一樣。
要求在丹麥的外國人也要遵守平等原則
記者在丹麥公干，與丹麥外交部和國家警察局的官員打交道較多。有時國內來了高級訪問團過境，難免要找丹麥外交部，請對方給予一定的禮遇。丹麥外交部的官員態度不錯，但不會破例搞高規格接待。比如，丹麥外交部規定，外國元首正式來訪時才能在機場鋪紅地毯，其他高官訪丹不享有此禮遇。再如，外國外長以上高官正式訪丹，才能使用哥本哈根機場內的貴賓室，其他人一律像普通人一樣過邊防和安檢。有一次，要接待一個高級代表團過境時，我給哥本哈根警察局副局長穆勒發了份傳真，希望在代表團入境時，能由一人集中辦理入境手續。一小時後，穆勒親自給我回了電話，解釋了原因：“你知道外交部的規定，如果我破例，就是違規。”
丹麥的中國問題專家沃納副教授說：“丹麥人的平等意識和享有的平等水准較高，這主要得益於我們倡導平等觀念，建立人人享有平等的機制。一個享有特權的人在丹麥呆久了也會感到平等的好處。因為特權是無止境的，你有特權，別人可能擁有比你更多的特權。如果大家都平等，人人都會心態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