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帶着前塵來到異鄉,有的希望遺忘,有的希望牢記,然後,由此開始今生。我已不記得自己來巴黎的具體時間,就象記不清上海的梧桐樹一樣。印象中,每當陽光明媚的時候,它們濃綠如墨,能看到枝上的紋路;而月色溫柔的夜晚,它們又把自己藏匿在燈光里影影綽綽,若有若無。城市,一旦被詞語或風景固定便如同抹殺,我始終不願回憶上海也不熱衷描繪巴黎只怕因此而失去,或者在對它們的珍視中我最終與其合二為一。


  上海弄堂巴黎小巷


  人們說在巴黎找房子就象在沙灘上找黃金。經過一段淒淒惶惶的日子,我才有機會到拉丁區小巷的一間公寓里見房東。皮埃爾先生和夫人年近古稀,沒有子女。第一次見面,他們嚴謹地驗過我的證件,並讓MICLE簽了擔保書。一切程式完畢後,兩位老人才露出放松的笑容。 因為談得投契,能租到房子又實在難得。我跑到附近的陳氏中國超商買大白菜和烤鴨,做了一頓不怎麼地道的中國菜慶賀。

  搬家後,准備入學考試和寫稿使我經常熬夜。皮埃爾夫婦在深夜到來前把一壺濃咖啡放在門外。清晨,他們不大聲說話。偶爾買些中國小吃送給我。

  平日,我站在窗旁可以看到一條被踩得凹凸的方形石頭小路,還有生了青苔又被常青藤覆蓋的古建築牆壁。它們時常一面雨濕,一面灑滿陽光,明暗交接處灰白耀眼。偶爾飄過天空的雲把溫暖、貼切的光線投射到屋內。這條小巷的拐角處有兩家店鋪,濃郁咖啡香和古老陳設,如泛黃的舊照片般勾起無數往日回憶。

  九十年代中,我曾住在上海的舊式里弄中,每天清晨會被跛着拖鞋的走動聲、咳嗽聲,綿軟的講話聲和越劇吵醒。如果趕上陽光燦爛的日子,人們會拉出衣架把被子褥子衣服拿出來曬,空氣中飄散着洗衣粉的香。張家姆媽李家姆媽在公共廚房里熬芝麻糊做菜肉混沌。弄堂口的小店里萬縷千絲地擺放着一些日常用品,年輕姑娘常挽着松散的頭發去買零食。通常上班的時候,店鋪老板已搬了竹椅開着收音機和路人聊股票行情。逼仄的空間里隨處可見生活痕跡,各家陽台上曬着干菜;背陰的窗下掛着阉肉;破損的花盆里種滿喇叭花。如今,那弄堂已不知所蹤,每想到此,心中既溫暖又淒涼。

  上海的里弄和巴黎的小巷,象城市掌心中縱橫交錯的紋路,靜靜蟄伏,構成委婉深沉的底色。上海中庸,世故,人們遵循市井道德;巴黎古朴,嚴謹,住戶保持優雅風度。無論何處,都能使我感覺自己深入城市柔軟的腹地,並漸漸愛上那里寧靜的俗常生活。


  巴黎沒有流浪狗

  《新橋戀人》中落魄男子與盲目姑娘的浪漫愛情曾使人無比神往。於是,某個周末MICLE帶我去尋訪新橋。當時正值黃昏,塞納河泛着金色光波,舊書小攤散落沿線,遊船上有人向岸邊揮手微笑。如此背景,仿佛任何浪漫故事都會隨時發生。但,下橋的台阶上,我卻不小心踩到了狗屎。上海城區已經一天比一天講求環境,狗不上街,大家根本不會有這種遭遇。MICLE告訴我:法國人愛犬如命,大街上孤獨者的腳前腳後,都可以有四只小腿亦步亦趨。甚至,其排泄物也成為當地文化的一種。我不理解以浪漫著稱的巴黎人如何能夠忍受狗屎的醃雜,MICLE將我帶到阿斯尼埃爾。

  塞納河岸邊的一塊狹長地面上,花草樹木掩映着排排墓碑。不時走過身邊的祭奠者手捧鮮花和食品,神情肅穆傷感。阿斯妮埃爾狗公墓的所有石碑都獨具匠心,它們或古典、或現代,無不體現出主人的深切懷念。墓志銘的語句令人駐足嘆息:
  “孩子長大會離開父母,而你卻陪伴我到老到死。”
  “安息吧,我唯一的親人。”
  “我溫柔無比的朱麗葉,請在彼岸等待我。”
  “你把我從孤獨中拯救出來,現在我怎麼拯救你?”
  “人類使我失望,而你從未使我失望。”
  “請回來,我的朋友,哪怕僅僅一天時間。”……
  一個小女孩在母親地帶領下把漂亮的狗衣服、狗房子擺放在某個石碑前。她們低垂的眉睫上掛着晶瑩的淚珠,任何人看到這種情形都會相信被追念的是人類的至愛親朋。

  走出阿斯妮埃爾,我想起自己幾年曾在上海街頭碰到一只流浪狗,生活緊張的人們把愛用於人際關系的建設和維護已經相當疲憊,盡管大家都願意給它食物,卻沒有誰帶它回家。巴黎的荒郊或森林里被遺棄的寵物,很快能找到新主人一起散步。巴黎沒有流浪狗,更多寂寞的心靈期待付出愛。


  賺鈔票還是享受生活

  MICLE提醒我在巴黎干什麼事情都要先預約時間:去銀行申請信用卡要預約;找醫師看病要預約;申請學校要預約;甚至理發也要預約。公事如此,私事也如此。幾乎所有巴黎人的家庭電話都設置在留言檔,你能聽到的也永遠只有一句話:您好,請預約時間。

  也許正因為如此,這里使用頻率最低的詞是“不速之客”,而賣得最火的文化用品則是備忘錄。

  如此看,巴黎生活緊張人人沒有空闲。而實際上,巴黎象個庸懶美女,她有一頭迷人卷發卻總睡眼朦朧。這里天氣平和難得驕陽似火,也很少大雨傾盆。商店一律開門晚,關門早。清晨上班的高峰時間,捷運里躥上躥下的似乎只有外國人,巴黎人多半坐在候車椅上看報喝咖啡。下午三點後,仍能看見人們坐在露天咖啡館繼續午餐。

  一次,幾個法國朋友相約八點會面,但時間過去二十分鐘仍不見人影。打電話過去,聽到對方懶洋洋地聲音:“你這麼准時啊!等我們一分鐘。”過了約有半小時,才見到一片晃動的身影。

  飯中,我告訴大家在上海“時間就是金錢”,他們搖着腦袋說———“在巴黎,你要學會把自己的時間還給時間”,干什麼事情都不能太急,不要把自己的日程排得很滿,要有充分的自我控制的時間用來讀書、看電影、踏青、滑雪。如果時間花不完,可以“殺”。花幾個歐元,在拉丁區咖啡館坐它一下午不好嗎?
  想想自己在上海披星戴月的打拼生活,覺得巴黎人太懶散,不懂抓緊時間賺鈔票,大把發財機會都拿去曬太陽泡咖啡館。同MICLE發牢骚,他對我講:“這麼好的天氣,賺鈔票不如享受生活。巴黎人都是這麼想的。”


  當巴黎遇到上海

  “我在花神咖啡館二樓給你寫信”,波伏娃告訴奧爾格倫:“面對大街的廳堂里和露天咖啡座上有許多人。而二樓只有我一個。窗戶開着,能看到聖日爾曼大街的樹木。”當我坐在花神對面的長椅上,凝望二樓斑駁的窗欞。咖啡店里面坐的不再是薩特而是花紅柳綠的各國遊人,廣場上流浪藝人黯然銷魂的薩克斯風,撫慰着歲月的殘跡,把那些經年的標本,還原成水仙或蝴蝶。

  與MICLE多年前在上海有過一面之緣,從此飛鴻未斷。MICLE在信中說每個早晨,自己都到這里喝咖啡看報紙然後去公司,多年來與我的通信大都在此寫成,那些淺淡遙遠的敘述中潛藏着東方的含蓄和西方的妥帖。他相信,上海被稱做東方巴黎也可以說明這兩座城市間的某種契合,如同我在衡山路的電影院里看法國片的時候,他正在巴黎唐人街吃中國菜。

  遙遠的異國男女對彼此從來沒有過期許。各自看盡千帆,卻終又在巴黎重逢。黃昏,靜穆的天空,彩色的路,鋪滿光影的坦盪大地,這一切被由天而降的光暈籠罩。外國遊客把巴黎聖母院當做愛情的盛殿來朝拜。我們遙望它的身影,那歷盡滄桑的建築擁有高高聳立的塔尖,雄偉而神秘。十八世紀它遭到嚴重的損壞,經歷整整百年修復才露出原貌。它平靜而寬廣地接受歷史的輝煌和劫難,現在威嚴與優雅共存,仿佛什麼都不曾發生過。

  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常常會看到拿着火把指引自己的姑娘或青年,這種感覺就象巴黎遇到上海。